《九莲灯·火判》

　　据《红梅记》改编的秦腔《再续红梅缘》

　　河北梆子戏《钟馗》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对公正和道义这一理想的追求，而公正和道义的实现，则需要法治的支撑和护佑。明清时代，社会动荡，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法治连影子都不见，妄论公平道义的实现，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理想的追寻。当时，在艺术上趋向完美的昆曲，由于大量有良知的文化人的参与，剧本和演唱触及民族的深层心理，受到广泛的追捧。既没有社会地位，又失去话语权的普通百姓，借助于虚拟世界，寄托自己的道义观念和集体情感，这一切又反过来推动了昆曲的繁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戏剧作品中，厉鬼、疯僧、神明之类往往成为昭示正义的人物，艺术与现实的辩证法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1．

　　且以钟馗为例。冷寂幽深的夜晚，一个狞厉丑鬼，由一大群小鬼陪伴，要把年轻貌美的妹妹嫁出去。舞台上自是一派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场面。丑和美，阴冷和热闹，鬼蜮与人世，匪夷所思的艺术构思和生活常识，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反差。让观众在惊叹的同时，也为厉鬼钟馗的温情而感动。

　　钟馗本是终南山进士，满腹经纶。他得到了同乡好友杜平的资助，进京赴试，得中状元。可惜由于生来相貌极其丑陋，被皇帝免去状元功名——看来，以貌取人的不公平古已有之。钟馗一怒之下撞死在朝堂之上，善良的杜平将钟馗的尸首隆重安葬。钟馗死后，在阴间做了鬼王。为报答杜平生前的恩情，他趁着除夕夜回到家里，准备将妹妹嫁与杜平。

　　昆曲舞台上的钟馗是大花脸，扛肩撅臀，整个身体都是扭曲的。恰恰是狞厉而险恶的外貌，衬托出他内心无比的温良和敦厚。即使做了鬼，钟馗仍然牵挂着人间的亲妹妹。兄妹早孤，如今丢下妹妹独自为生，实在是放心不下。既然父母亲都已不在人世，做兄长的应该为妹妹做这个主。钟馗相信，善良的杜平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何况赶考路上他们早有约定。

　　钟馗找到自己家门，叫妹妹来开门。妹妹突然听到哥哥的声音，顿时感到无比欣喜。人鬼相见，丝毫不见一点惊恐，只有浓浓的亲情。钟馗让她穿上凤冠霞帔，准备出嫁，又告诉杜平自己要把妹妹嫁过去。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他又率领小鬼们快快乐乐地离开。很快，舞台上披红挂彩，且歌且舞，一片欢腾……

　　鬼神之中，相貌最为狞厉的就是钟馗了。然而，恰恰由于是正义、公平、善良的隐喻和昭示，民间百姓反而对他愈加敬畏爱戴。

　　早年演唱“钟馗戏”最有名的，要数昆曲名伶侯玉山。侯玉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演《嫁妹》，人称“活钟馗”，红极一时。五十年代他年逾花甲，仍照样登台。演出时有接连喷吐鬼火的精彩表演，尤其是脚穿厚底靴，却要踩在驴夫鬼的后背上，搬起一个“朝天登”，吐出一大口火彩，令人叹为观止。

　　“豹头环眼虬髯翁，色正芒寒气如虹；杀鬼常留三分慈，英雄原本是书生。”书生薄命，但英雄梦想却气韵绵长。

　　2．

　　借鬼魂做正义隐喻和昭示的昆曲，还有《红梅记》。

　　南宋重臣贾似道的侍妾李慧娘，上元节陪主人游西湖，看到在林下折花的公子裴舜卿风度超群，不由忘情地赞叹：“美哉！少年。”谁知，就因为这句话，她竟被贾似道一剑刺进了胸膛，埋葬在牡丹花下。贾似道随即又生恶计，将裴舜卿骗进府中，囚禁在红梅阁，准备杀害。变成冤魂的李慧娘见到他，仍情不自禁地去追求。裴舜卿见到美丽动人的李慧娘，惊讶之余，动了情肠。真个是男女相悦而生情。李慧娘死后，倒成了自由人。她对裴舜卿由慕生爱，由爱生情，终于闹出了一场人鬼情。出于情义与爱怜，李慧娘的魂灵将裴舜卿救走了。贾似道不知是哪个姬妾放走了裴舜卿，把姬妾全都寻来拷打。李慧娘的魂灵出于义愤，挺身而出。面对贾似道拿着寒气逼人的屠刀，她毫不畏惧。

　　红颜薄命的女子，被贾似道生生剥夺了爱的权利。但即使遭遇杀身之祸，仍丝毫也不隐瞒自己的追求。情爱是人的本性。想爱，就爱得炽热大胆；想恨，就恨个不共戴天。李慧娘苦苦央求，不要怪罪于姬妾们。谁知贾似道已经把一个玉琢般的美人用宝剑剁毁，此刻还想让她拿剑割下自己的头来。当贾似道终于明白跟自己做对的是李慧娘的魂灵时，顿时十分惊慌，忙叫院子拿锄锹来，在牡丹花下寻找。发现埋葬在那儿的李慧娘，居然面色如生，衣衫不毁，这才恍然大悟，她的阴魂根本就没有散去。

　　《东窗事犯》刻画的是一个疯僧形象，借以昭示惩罚、复仇的正义力量。秦桧与妻王氏合谋害死了岳飞后，心里十分虚怯，来到灵隐寺斋醮忏悔。发现疯僧留下了一首题壁诗：“缚虎容易纵虎难，无言终日倚阑干；男儿两眼凄惶泪，流入襟怀透胆寒。”于是招来疯僧。疯僧其实是地藏王的化身，他说破了秦桧夫妇在东窗设计谋害岳飞的事，并以笤帚扫之，秦桧惊叹“疯僧一席话，使我魂魄飞”，败下阵来，狼狈逃去。

　　《扫秦》一折，疯僧的性格塑造得非常鲜明。一见面，他就与秦桧针锋相对。疯僧，在这里是民心向背的象征。秦桧虽然权倾一时、陷害忠良、肆意所为，但他终究作恶多端，留下了“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千年之叹。民间传说中，油炸桧（油条）就是人们用面粉捏成秦桧的形象，放油锅中煎炸，演变而成的。在舞台上借助于疯僧的形象，讽刺、鞭挞奸臣，无疑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也就更能顺应公道人心。

　　折子中有一段疯僧与秦桧酣畅淋漓的对白，疯僧的话，恰似一支支锋利的剑，直刺秦桧。冷静地说，疯僧虽是地藏王化身，并非法力无边，也没能诛杀秦桧，只是用“笤帚扫之”而已。但是他敢于揭露秦桧夫妇东窗策划暗害岳飞的阴谋，让秦桧心惊肉跳，不能不承认，“被这疯僧一番言语，说得毛骨悚然”。这无疑告诉人们，哪怕秦桧树大根深，又与宋高宗沆瀣一气，人间或许奈何不了他，但他最终免不了一死，到了阴间地府，仍然会有牛头马面在惨雾悲云中拷问他。正如疯僧所唱：“到如今悔后迟，他在阴司下便等你，在阎王殿前去告你。”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种朴素的民间理想终究要靠现代法治来实现。

　　在《扫秦》之后，《东窗事犯》描写的秦桧，终于落得了应有的下场。“恰道罢见太师铁锁沉枷在身，并无那玉女金童接引，则有一簇牛头鬼吏跟。教秦桧，见微臣，普碌碌推出狱门”。秦桧在阴曹地府受到的惩罚，是他在阳间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

　　疯僧，蓬头垢面，浑身污秽，左手拿着一把扫帚，右手执一支吹火筒，他的形象确实挺腌臜。然而，他的“疯”，却是修炼到了极致，一派无所拘牵、无所不为的状态。他不仅无所顾忌地表达了对英雄岳飞壮志难酬的无限同情，对奸臣秦桧的无比仇恨，更告诉观众生而为人的道理，从而起到警世的作用。这样的形象，便不再腌臜，而是正气凛然，令每一个观者敬重、赞叹。

　　3．

　　再来看《九莲灯·火判》。剧本讲的也是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借助于神明，作正义昭示。由净角扮演的火神——火德星君，既要唱，又要演，更要有嘴里喷火的绝技，戏份很重，格外受到观众的喜爱。

　　闵远的父亲是忠臣，由于遭奸人迫害，全家人不幸都被关进狱中，唯有他得以逃脱。这个充满智慧的孩子，求得圣母的九莲灯，才实现愿望救出家人。《火判》这一折，说的就是忠臣之子闵远在义仆富奴的陪伴下，刚刚逃出京城，又累又饿，在火神庙里歇息。他的一番哭诉，不经意间惊动了火神，火神指点富奴，让他去求圣母要九莲灯的故事。

　　火神一上台有两段唱，很鲜明地表现出了他嫉恶如仇、主持正义的火辣辣的性格。得知闵远父亲闵尔登的冤情后，他十分气恼。于是三步三拜，踏上椅子，登上桌子，再登桌上的椅子，然后双脱脚，凭空坠下，坐到椅子前的桌上，再用双股和腰部向上一耸，坠落到桌前的椅上坐好。在坠落时，他还用手和腰以上的部位做配合的动作，身段自然优美，髯口和服饰丝毫不显零乱。

　　净，恰恰是不净。昆曲家门行当中历来有“七红、八黑、三和尚”的说法。七红，就是指七个红脸人物，包括《风云会》中的赵匡胤、《三国志·刀会》中的关羽、《八义记》中的屠岸贾、《慈悲愿》中的回回、《双红记》中的昆仑奴、《一钟情》中的弼灵公、《九莲灯》中的火德星君也在其中（见周传瑛《昆剧家门谈》）。“三年稳出一个状元，三年出不了一个大面”。这是人们对昆曲净角的高度评价。最初“参军”一角的扮相是粉白黛绿，元代以后演变为“净”，俗称大花脸，脸上画脸谱，涂满颜色，而且尽可能地把脸膛画得大大的。红色的脸谱（如钟馗），一般显示角色的忠义耿直、刚正不阿。

　　戏中，火德星君告诉富奴，“莲花山，香果洞，道德真人驾前，有此九盏莲灯，上能照彻天门，下能照开地狱，有解难度厄之妙。若能求得一盏莲灯，你主人就有救了。”富奴回答：“只要有路可通，我何惜一死。”火德星君给他指点了前往莲花山求取九莲灯的路径：“从兖州府西去，一百里之外，即入此界矣。”顷刻间，富奴从一场梦境中苏醒过来。但，“神明梦语记坚牢”。他终于明白，只有这一条道路能够救主人，决心已定，生死置之度外，便与闵远告别，也与神明告别。接下来的路，他要自己走……

　　正义者，自有神明相助。这样的构思，雅俗共赏，在剧场颇能博得观众的喝彩，至少人们能由此得到一份心理慰藉。正义的理想由戏剧照进现实，推动了人们观念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