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夫人之所以检举揭发宋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贞洁名声，欲杀宋江灭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刘知寨是个昏庸无能的官，听了他夫人的检举，便再也听不进宋江的辩解，一味毒打用刑，欲置宋江于死地而后快。

　　《水浒传》里，除了潘金莲，还有一个貌美心毒的妇人，那就是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夫人。知寨是宋朝时巡检的官员，分文知寨和武知寨，文知寨为正，武知寨为副。

　　刘夫人可谓旷世美女，施耐庵对其素颜的描述可以说毫不吝啬溢美之词：身穿缟素，腰系孝裙。不施脂粉，自然体态妖娆；懒染铅华，生定天姿秀丽。云鬟半整，有沉鱼落雁之容！星眼含愁，有闭月羞花之貌。恰似嫦娥离月殿，浑如织女下瑶池。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却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话说，清风寨附近有一座清风山，山上有三个大王：大首领锦毛虎燕顺，二首领矮脚虎王英，三首领白面郎君郑天寿。刘夫人为其过世的母亲坟前化纸，路过清风山，被矮脚虎王英掳去。王英虽是“好汉”，却有一个为人所不齿的毛病——贪恋美色。王英将知寨夫人掳上山后，迫不及待地欲行不轨之事。正欲投奔清风寨武知寨“小李广”花荣的宋江，此刻正落脚清风山。因这妇人是花荣同僚之妻，更兼朝廷命官的恭人，于是宋江好意出手搭救，让其贞洁得保，安全归家。因此，宋江对刘夫人可谓恩重如山。

　　但是，对于这位恩人，刘夫人并无半分感激。一方面，刘夫人下山之后，对刘高这样解释虽被强盗掳去，却能无恙下山的理由：“便是那厮们掳我去，不从奸骗，正要杀我，见我说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我。”刘夫人不向丈夫透露实情也就罢了，因为这个理由其实也可以理解，刘夫人貌美如花，又是知寨夫人，落在强盗手里，又是王英这样不堪的强盗，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撒谎情有可原。但是，刘夫人的歹毒在于，在清风寨元宵灯会上听到宋江的声音，便向刘知寨道：“兀那个黄矮汉子，便是前日清风山抢掳下我的贼头！”刘知寨不听宋江辩解，下令把宋江打了个皮开肉绽，鲜血迸流。这般忘恩负义之人，最后不但把自己害得身首异处，还葬送了刘知寨的性命，并被死死地钉在了水浒江湖的耻辱柱上。

　　施耐庵这段故事的描写中，字里行间隐含着他对刘夫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施耐庵的这种评价，其实是一种价值判断。所谓价值判断，乃是指对一件事情的美与丑、是与非、善与恶的判断，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从小说的描述和读者的感受来说，施耐庵的评价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与读者产生了共情，这是施耐庵高超的写作技巧的体现，也是《水浒传》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

　　抛开小说在文学上的成就，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施耐庵的这种价值判断，是否真的客观且公正呢？

　　我们知道，任何价值判断都是基于一定的标准作出的，其中主要是道德标准和法律标准。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通常来说，两者并不矛盾，道德和法律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其追求的目标通常是一致的，只不过道德的要求高，法律的要求低，所以我们经常说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人们经常说“法律无外乎人情”，就是上述两者关系的体现。

　　但是，法律和道德虽然通常是一致的，也会有例外的情形，它们有时候也会产生一定的冲突，所以人们也会说，法不容情。举个小例子来说，张三曾经有恩于李四，此后张三因故意杀人无路可走而求助李四，从知恩图报的角度来说，李四应当施以援手，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李四若故意包庇张三，则涉嫌犯罪。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四应当怎么选择？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李四当然不能包庇张三，而应该检举揭发，履行公民的义务。

　　刘夫人面对的似乎也是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宋江投奔花荣，其原因是宋江杀死了阎婆惜，背负命案在逃，官府亦在四处缉拿——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宋江是一个通缉犯。另一方面，刘夫人是清风寨知寨夫人，清风山是清风寨辖区内的强盗窝，刘夫人被清风山的强盗掳上山，而宋江大摇大摆地坐在清风山的交椅上，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没有上帝视角，都会认为宋江是清风山的贼头。刘夫人在其丈夫治辖下的清风寨遇到了疑似清风山强盗头的宋江，揭发检举之，既是法律上的要求，也是其作为朝廷命官恭人的职责。

　　不过，这一切是建立在刘夫人出于公心，并且刘知寨亦能秉公处理、依法办案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如果这些条件具备，那么宋江就应该为其杀死阎婆惜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此刻其系被误认清风山大王被擒，更曾路见不轨出手制止，所谓一码归一码，该承担责任的承担责任，该接受感恩的接受感恩。

　　但事实上，上述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刘夫人之所以检举揭发宋江，并非什么正义之举，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贞洁名声，欲杀宋江灭口。从花荣对刘夫人的评价来看，是极有这种可能的。花荣知道宋江救了刘夫人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兄长却如何救了这厮的妇人？打紧这婆娘极不贤，只要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刘知寨是个昏庸无能的官，听了他夫人的检举，便再也听不进宋江的辩解，一味毒打用刑，欲置宋江于死地而后快。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夫人所真正面对的，就不可能是在道德和法律冲突中的两难选择，她的检举揭发不过是假法律之手满足其自身不道德的私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施耐庵对其所作出的道德判断客观而公允，读者对其厌恶唾弃也完全合乎常情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