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这部《天堂电影院》吗？

　　保利娜·凯尔，系美国著名影评人，在1968年至1991年期间为《纽约客》撰写影评。她的影评诙谐、尖锐，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对于女性作家的认知。美国著名影评人、普利策奖获得者罗杰·伊伯特称保利娜“没有理论、没有规则、没有指导方针，也没有客观标准”，她的一切评论“都是个人化的”“她远不止是一位伟大的评论家，她革新了这种文体，并且开创了一整套自己的写作美学”。1970年，保利娜因其在《纽约客》出色的评论工作获得乔治·伯克奖。1973年出版的她的第四本文集《深入电影》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影评写作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作品。

　　《电影时代》收录了保利娜最为风趣、畅快、见解独到的篇目，让我们得以与她展开一段充满启示与娱乐意义的对话。保利娜带读者重温伟大艺术家的精髓——例如奥逊·威尔斯和罗伯特·奥特曼，也不吝于赞美“垃圾商业片”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情感的方式，同时也决不放过整个电影产业日渐堕落与自欺欺人的腐败事实。保利娜的论点常常走在时代前面，对很多以后在电影史上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作品，如《筋疲力尽》《雌雄大盗》《教父》《巴黎最后的探戈》《纳什维尔》等等，她在电影甫一问世时就写下了极为精彩的评论。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说：“她是一名优秀的批评家，卓越地将个人实践知识与无价的人类个体思考结合在一起。”在保利娜看来，哪怕是在平庸的电影里的惊鸿一瞥——比如看到特别精彩的表演而产生的一闪而过的兴奋，发现一个手势、一句台词或者一个画面特别美——都能使我们理解艺术的价值，而这是教我们鉴赏课的老师永远都做不到的。这是那些不爱看电影的人更难领会的东西——即使在更伟大更崇高的感情产生之后，我们仍然会产生高处不胜寒之感。

　　电影是“我们拥有的最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它与之整个人类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和电影里那些愤世嫉俗的主人公一样，当我们感到挫败，但是电影院还在……电影是一种廉价而又容易的表达方式，它是无家可归者的烦闷阴沉的艺术。因为我们情绪低落，我们就在不负责任中放松，当看到一个枪手用一颗子弹打死三个排成一排的人我们也许会笑上一分钟，这种场面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如幼儿园老师讲的《勇敢的小裁缝》真实呢。”她分析那些低俗的商业片都写得如此有诗意！

　　这跟读书一样，人们宁可读网络小说，也不愿意去碰经典名著。正如昆德拉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言：“一个不断要求‘出人头地’的人，应该料到总有一天会感到发晕。发晕是怎么回事？是害怕摔下去？但是，站在有结实的护栏的平台，我们怎么还发晕呢？发晕，并非害怕摔下来，而是另一回事。是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它在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是往下跳的渴望，我们往往为之而后怕，拼命去抗拒这种渴望。”

　　当别人嘲笑观众愚昧时，保利娜正色道：其实是我们才不信电影演的呢！“就像我们去看《巫山风雨夜》一样，但是我们不会相信电影有一分一秒的情节是真的……即便是他们很喜欢看的那些电影，也并不能直接说明他们对此信以为真，而只能间接地暗示了一种文化的腔调和风格。”但在她看来，即使是“低俗电影”，亦是有价值的。“电影冲破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促进了我们的觉醒。”

　　她在书中还揭示了一些电影行业内幕：如果哪个大明星或者大导演看中了一个剧本，这些高管就会把预算提高到400万美元甚至500万美元，哪怕根据题材的性质这部片子应该是个小制作。于是本可以拍成一部轻松迷人的娱乐片，让全世界千百万人喜闻乐见，反而要把它夸张、重写以突出明星的角色并让制作规模没必要地夸大。这样的电影还没拍就能赚钱，可是却把观众逼得出了电影院就郁闷得骂娘！

　　通常来说，在电影界，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一直都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而商业又常常压过艺术，但至少这个行业还控制在那些喜欢电影的商人手里。作为大众娱乐的工具，电影需要具备一个“土大款”常有的情怀——必须热心肠，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要有一种自作多情的奉献精神，他立志要拍出的电影能让国民为他所作的贡献感到骄傲并且对其品质怀有敬意；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素质：愿意冒险。而那些冷静的管理层大鳄们不具备这样的情怀，学者们也不具备这种情怀。

　　但是，这样的电影人的破坏性往往超过了贡献。这些人多半一边嘴里高喊着崇高的理想一边在所有人身上榨取利润，而这样的情景是每一个观众需要面对的，最终的决定权其实在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