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意案发生在齐地，那里是地方诸侯实力最强的地方之一，由一起医疗资源的争夺引起的蝴蝶效应，最终引发了对肉刑的废除。通过对肉刑的废除，汉廷进一步明确了重大案件专属中央司法机关管辖的法治原则，明确了最高权力机关纠正刑事判决的司法权责。

　　“缇萦救父”的故事，法律界几乎人人皆知，但这个故事背后的错综复杂的渊源，却罕为人知。

　　先秦医学分两大派，最初是秦派，而后为齐派，分别以扁鹊、仓公为核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传承谱系。仓公即指淳于意，是汉初医者的典型。之所以成为典型，是因他遭人陷害获刑后，小女淳于缇萦以身救父感动汉文帝，进而废除肉刑，成就了二十四孝之一的“缇萦救父”佳话。

　　获刑时淳于意担任齐国太仓公，故称仓公。因其医术高超，司马迁将其与名医扁鹊合传。《扁鹊仓公列传》在《史记》中位列《袁盎晁错列传》和《吴王濞列传》之间，这六篇传记写的都是文景大臣。如此表明，医者淳于意身为文臣也同样重要。正如该传记载其言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此言以治病喻治国，医国与医人相通，只有集医家与官家于一身的仓公才有如此见解。

　　相比之下，春秋战国的名医扁鹊对政治毫无兴趣。太史公对二人评价说：“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後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众所周知，扁鹊是名副其实的游医，对人治病来者不拒，绝不是“不祥之人”，他只是遭人嫉妒暗算。淳于意则不同，从司马迁记载来看，淳于意出身微寒，极度渴望成功与声名。

　　司马迁认为淳于意被诬告受刑的罪名是“匿迹自隐”，因为地方藩王再三邀请他诊治疾病，他却一直拒绝，只为杨虚侯刘将闾一人服务，“匿迹自隐”在刘身边，于是得罪权贵，遭到构陷。文帝因此事废除肉刑后，曾就一些关键问题专门诏问过淳于意：医术有什么专长及能治愈什么病？有没有医书？都向谁学医的？学了几年？曾治好哪些人？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得的什么病？治疗用药后，病情怎样？……可见文帝似乎对其神医身份有所怀疑。这进一步表明淳于意的医术一直在刘将闾那里私藏着，绝少昭示于人。

　　淳于意为这种选择性治疗付出了代价。文帝怀疑他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在遵守师训，于是问道：你的老师阳庆在哪里学医的？闻于诸侯不？淳于意的回答很有意思：“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阳庆师父甚至告诉淳于意：“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师徒二人在如何看待声名上竟如此不同，文帝愈发怀疑如此低调的师父为何能收他为徒？淳于意这才道出了原因：一是有他的前恩师公孙光推荐；二是献上了自己私藏的医方。可见，富裕的师父喜好秘方甚于治病，他追求的是高深的医学，并不看重名利。相比师父，淳于意出身贫寒，膝下有五女需要抚养，不得不为名利所动。

　　早在学艺之初，淳于意就已经在寻找机会，结交济北王刘兴居。可惜不久济北王叛乱，险些遭受牵连。淳于意继续利用游医身份行游诸侯，希图以医技之长成为王侯的门客，在努力提高医技和积攒财富人脉的同时，寻找新的依附对象。几经辗转，淳于意来到了杨虚侯刘将闾身边。他的第一位恩师公孙光既是医者，又是政治掮客，显然对他有所影响。于是，在汉代任官实行察举制的背景下，淳于意利用刘将闾的影响成为齐国太仓令，但随即遭来牢狱之灾。在女儿缇萦上书后获得新生，大难之后的淳于意及其家族就此彻底消失，不见任何踪迹。

　　在儒家尚未掌握话语权的汉初，医者的自我价值只有通过“他视角”即依附他人才能实现。直到汉成帝之际，医术仍要依赖侯门贵胄的肯定，《汉书·游侠传》所载的楼护父子便是典型：“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由是辞其父，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楼护最早是京兆小吏，因巴结汉成帝的母舅王氏五侯，经举荐后出任谏大夫，官至九卿，最后却遭受牵连被免职。淳于意与楼护为同乡，又均由医入仕，人生际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离淳于意更近的医者周仁的一生也值得关注。周仁借医术闻名，擢升为郎中令，负责宫中护卫，并一直担任此职，深得朝廷上下信任，原因在于，周仁不被功名利禄所惑，慎言人事，从不主动涉入官场纠葛与名利之争。作为前辈的淳于意不如楼护善于左右逢源，更没有周仁那样无欲无求，但是他的眼光却仅仅局限于一人一地，最终几乎引来了杀身之祸。

　　淳于意案发生在齐地，那里是地方诸侯实力最强的地方之一，由一起医疗资源的争夺引起的蝴蝶效应，最终引发了对肉刑的废除。通过对肉刑的废除，汉廷进一步明确了重大案件专属中央司法机关管辖的法治原则，明确了最高权力机关纠正刑事判决的司法权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