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城市广场和公园都有七夕故事雕像,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岂能无意酬乌鸦,惟与蜘蛛乞巧丝”。若忽略此两句诗深意,不难发现蜘蛛在古代“七夕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象征着人类善于学习的智慧。最早记载七夕的典籍、西汉刘歆史料笔记《西京杂记》中虽未见蜘蛛身影,却道出古代七夕的主题:“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意思说,汉代少女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襟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

　　《汉书·杨雄传》里的金句“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即是鼓动时人向蜘蛛学习织网技术。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七夕,人们跟蜘蛛学织术不再遮遮掩掩,南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谓:“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录了唐朝皇宫七夕盛况:“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侯。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史料笔记《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北宋七夕习俗,也只字未提“牛郎织女”。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城东内外”谓:“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

　　由此可见,西汉至明代的“七夕”,依然是美女唱主角、乞取“心灵手巧”为重点,对爱情虽有关注,却不显眼,更多地表现为对工匠精神的憧憬与追求。

　　其实,先民很早就注意并发现蜘蛛结网技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幽风·东山》记述周武王弟弟周公姬公元前11世纪东征灭商3年而还故事就提到了蜘蛛擅织:“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当时,这种擅织网的蜘蛛名叫“蟏蛸”。宋代文学家洪迈《容斋二笔》“蜘蛛结丝”条引用《佛经》中“蠢动含灵,皆有佛性”和《庄子》里“惟虫能虫,惟虫能天”,解释人们向蜘蛛学织理由说,昆虫虽十分微小,但是却和天机有所关联,它们体型精巧行动灵活,有着人类智慧和技能所无法达到的地方。

　　“蚕之作茧,蜘蛛之结网,蜂之累房,燕之营巢,蚁之筑垤,螟蛉之祝子之类是已。”虽然如此,也有各自的幸运和不幸存在其中,“蛛之结网也,布丝引经,捷急上下,其始为甚难。”但到蜘蛛改织经纬线时,“转盼可就”,且疏松密集很有分寸,“未尝不齐”。如果蜘蛛将网织于门槛和花草树木、竹林之间的,“则不终日”。只有织在闲置无用的房子或断壁残垣之间,“人迹罕至,乃可久久而享其安”。这说明,蜘蛛不仅织技高超,智商也很高,似乎就是上天安排给人类针织的导师。

　　因此,蜘蛛也受到古代文人骚客的热切追捧。南梁简文帝留下了“蜘蛛作丝满帐中,芳草结叶当行路”的诗句,唐代诗人宋之问吟出了“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的赞语,宋代文学大家黄庭坚写下了“曲肱晴檐底,结网看蜘蛛”的点赞,就连清代名臣林则徐也对蜘蛛青睐有加:“只合学隐随蜘蛛,巨星在此吾不图。”不过,北宋布衣诗人杨朴的“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常令人反思。

　　生于921年的河南郑州人杨朴,字契元,终生隐居农村,不愿为官,78岁病逝。他创作一卷《东里集》和一卷《杨朴诗》均佚,《全宋诗》录存其诗仅6首。杨朴的《七夕诗》具体创作年代不详,但这首诗别出心裁、见解独特。全诗仅四句,前两句识问:“未会牵牛意若何,须邀织女弄金梭。”意思说,弄不懂牛郎打的什么主意,非得邀请天上的仙女来织漫天锦绣云霞?诗人用一个“须”字,表达了对此事的质疑,也为后两句诗引发奇论作出有力铺垫:“年年乞与人间巧,不道人间巧已多。”每年人们都在七月七日晚上向天上织女乞求刺绣、纺织等智巧,但实际上人间的“智巧”已很多了。

　　诗人并非贬损生存、生活之技巧,而是拐了一个弯,痛斥尔虞我诈用于人的“智巧”。杨朴赋予“乞巧”之“巧”新含义,出人预料地拓宽了诗思领域,使该诗具有横空出世、奇崛诡辩之美……

　　现如今互联网及智能技术高速发展,但我们不应该把互联网及智能技术用于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和用于庸俗化的“饭圈”“人设”“流量”“带货”。我总觉得,杨朴的“不道人间巧已多”跟李商隐的“惟与蜘蛛乞巧丝”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要把向蜘蛛学来的智慧用歪,更不要忘了乌鸦搭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