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蘸水笔,最初的印象是小时候看小人书或少儿杂志,封面上那位著名的“德国无产阶级大胡子”,坐在书桌前写那部伟大的《资本论》的画像,他手中握着的长长的鹅毛笔,恐怕就是最早的蘸水笔。

　　真正看到蘸水笔,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年放了寒假或暑假,到妈妈上班的机关去,妈妈的办公桌上放着墨水瓶,妈妈一边打电话,通知各个单位开会的时间、地点,一边用一支尖尖的笔在墨水瓶里蘸一下,再在一张单位花名册上打上标记。

　　用上蘸水笔是我上班以后。1981年,我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检察院,在经济科当了一名法警。我办公桌上也有了一个墨水瓶和一支蘸水笔。刚开始,我用不惯它,主要是笔尖老划纸,掌握不好蘸多少墨水,笔尖上的墨水老往下掉。可当时机关发办公用笔,主要是蘸水笔,虽然用不惯,我还是就这样用上了。

　　当时财务室颇擅长精打细算的会计徐忠梅,兼管机关实物领用,人称“红管家”。每次领用办公用品,她总提醒大家注意节约,领办公用纸要一张张数,墨水要从她的大墨水瓶里往外倒,所以大家办公办案也就都很注意节约,笔尖总是用得很秃了才去领。蘸水笔只换笔尖,笔杆可以不断使用,倒是很贴切如今的环保意识。

　　案件材料要长期保存,所以我们讯问被调查人,都要求用钢笔、蘸水笔,为的是墨迹能长久保存。那时,办经济案件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一竿子插到底”,要填一系列法律文书,有的文书一式好几份,都要手写。我自己办的案件信息要填写,有时其他同志办案也抓我。我用蘸水笔抄写文书、笔录,慢慢地也就习惯了。在薄薄的稿纸、信纸上写字,我能写得快而不划纸。办案在厚厚的口供纸上记笔录,就更不成问题了。外单位有的人见我写的字又快又好,还问我是不是学过速记。其实,我写的字并不好,如果说写得还算过得去,那也是在工作中练出来的。还有就是在家写日记,有时一篇日记一二千字,我就感到钢笔不如蘸水笔轻快。回家,我也买了墨水和蘸水笔。

　　那时人们办公多用蘸水笔,各人的情态也尽显其中。副检察长王珍,我刚到检察院时他已年近六十,是位读过几年私塾的老政法。让他签法律文书,他手里的蘸水笔,会停在空中,像写毛笔字似的,先比划几下,怕猛然下笔写坏了字,一定要先做到心中有数才落笔写下他的意见。

　　我的第二任检察长李存耀,每次我送文书给他,他总是将文书放在桌上,右手拿笔在墨水瓶里蘸一下,便停在手中,两眼盯住文书看,左手里夹着烟,吸上一口,再吸一口,用力甩掉烟头上的烟灰,右手里的笔再往墨水瓶里蘸一下,又停住,看文书,抽烟,甩烟灰。他与其说是在抽烟,不如说他是在思考,在斟酌。

　　至于精打细算的老徐,有时我到财务室去,见她坐在桌前,戴上花镜,趴在一堆账簿上,拿着蘸水笔,蘸一下,写一下,蘸一下,写一下,在那细细的账簿格子里,写下一行行阿拉伯数字。于她来说,要写得认真,要写得准确。

　　1997年,我当控申科长。分管我的副检察长石宝登,工作干练严谨,其他事上又不拘小节。我找他批办法律文书,他先是将文书迅速地看一遍,然后提起笔来,就往那用完了也不想着盖上盖儿,墨水早已跑得只剩了一个底,甚至有不少灰尘飞进去的墨水瓶里蘸。瓶底中间鼓,四周低,墨水少了,他蘸一下,没多少,写不了几画,就又蘸,这回不是蘸了,而是在瓶底四周重重地一转,或一搅,才将本写不了几个字的意见写完。

　　我们机关,几位老同志的字写得好。最让我羡慕的是老政工科长赵凤山,他的毛笔字写得好,而钢笔字、圆珠笔字也写得好。1997年迎香港回归,机关组织了一次硬笔书法展活动,他用蘸水笔写了一幅线条刚劲有力的书法作品,看得我赞叹不已,也激励了我坚持把蘸水笔用下去。

　　2009年,共和国60周年全国硬笔书法征文,我将自己苦练了一个多月的一幅蘸水笔书法作品寄了出去,没想到竟得了一个纪念奖,这算是对我这么多年来一直用蘸水笔的最好奖励吧。

　　如今,机关里别说用蘸水笔了,就是用笔写字的也少了,都是无纸化办案办公,直接输入电脑了,可我还是忘不了蘸水笔给我留下的记忆,忘不了旧事故人,忘不了他们那种认真和节俭。

　　(作者单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