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文明的高级形式，法律不是僵死之物，它是有生命、有能量、有温度的，即我们常说的“法律的生命”或“法律（法治、正义）的力量”。无论是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强制、教育作用，还是法律抚慰创伤心灵、修复社会关系、震慑违法犯罪、维护和谐稳定的功能；无论是法律信仰、信心、信念，还是“让老百姓从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清明的价值追求，都是法律生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法律能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生命能量一样，法律也有其能量来源。理性力量是法律能量的根源，如同“太阳”的光辉。这种力量最初表现为神灵、上帝的意旨，后来发展为自然理性、社会理性，它先于国家制定的法律，以宗教、道德、伦理以及习惯或习惯法的形式出现，是法律能量的重要基础。法律所体现的公平正义的力量，就是理性进入到法律之后产生的能量。没有理性的参与，法律就会走向凋零灭亡。

　　国家或政治力量是法律能量的保障，如同“水、空气和土壤”的供养。一方面，国家投入人力资源、物质财富用于法律活动，人力物力所产生的能量转化成为法律自身的能量，没有这些投入，法律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和工作，难免成为一纸空文。另一方面，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并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而产生约束力，国家这个“利维坦”赋予和保障了法律之力。正如黄建武教授指出：“我们不能离开国家强制力来理解法律能量，离开了国家强制力，法不会有调整社会关系的潜能，也不会发生对社会活动进行有效组织的实际作用。”

　　法律能量作为一种特殊的能量形式，同样适用自然生态系统的某些基本原理。首先是能量守恒定律，即在自然界发生的所有现象中，能量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凭空产生，它只能以严格的当量比例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法律也体现了能量守恒原理。一方面，法律所增加的能量与国家投入所消耗的能量大体上是成正比的，一般情况下，国家越重视和扶持法律事业发展，投入的人力物力越多，法律的力量就越强大，法律对社会影响和控制的效果就越明显；另一方面，法律实际操作中的能量是守恒的，即法律所产生的正义的能量与犯罪所破坏、损害的能量总体上是相当的，公民的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基本上是平衡的，犯罪嫌疑人所受惩罚的程度与其客观罪行、刑事责任应该一致（罪刑相适应原则）等等。

　　其次是能量传递和转化的定律。在生态系统中，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能量在沿食物链传递的平均效率为10%-20%，因此在食物链中营养级一般不超过5个。法律也有类似的情形。在推动法律运作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国家投入的能量并不能全部转化为法律能量，总会存在损耗。例如，由于国家法律机构内部结构及工作程序不够合理，会导致国家投入的部分资源浪费，未能转化为法律内在的营养和“做功”的能量。法律层级效力的不同也体现了能量递减的规律。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所包含的“能量”是逐级递减的，并且和食物链营养级一样也是5个层级。这或许只是一种现象上的巧合，但确实说明了法律和生态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对应关系。

　　第三，生态平衡的理论也同样适用于法律。生态平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之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统一的状态。也就是说当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系统内各组成成分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能量、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在较长时间内趋于相等，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生态平衡既包括生物种类（生物、植物、微生物、有机物）的组成和数量比例相对稳定，也包括非生物环境（空气、阳光、水、土壤等）保持相对稳定。

　　法律的“生态平衡”也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律内部要体现平衡，即上下位法之间要有清晰的位阶关系，各部门法在组成和数量比例方面要保持平衡，法律的规定要避免冲突和矛盾，法律机关的设置要科学合理、体现权力制约和平衡等。如果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混乱无序，相互冲突，各行其是，它肯定不能称为法治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刑法“一枝独秀”，而其他法律受到冷落、难以“发声”，则这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也不可能很高；如果一个国家警察机关权力很大，检察、法院势单力薄，甚至成为警察机关的附属，则法治目标亦很难实现。二是法律内、外部之间也要保持平衡。法律传统、法治理念、社会文明程度等都是法律得以健康成长的重要外部环境，它们应和法律一样共生共存、相得益彰。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不信奉、不尊崇法律，破坏法律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么即使法律条文再发达、完善，也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诸如人治思维、舆论审判、好讼主义等，都是法律内外部世界失衡、法治环境异化的表现。

　　自然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会使各类生物濒临灭绝，最终也会导致人类的灭亡；同理，法律的“生态平衡”被破坏，将会导致秩序的沦陷和文明理性世界的坍塌，对法律和社会文明都会造成深重的伤害。